语用学和语义学视角下中国特色的含义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 张檀琴 太原科技大学 李敏

     [摘要]  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是贯穿于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形成,是解决这一问题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从缺乏个性到有丰富个性的历史。“有中国特色”于十六大前夕改为“中国特色”,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加上“有”字,只表明某种属性存在的事实,完全不关乎其存在的程度;去掉“有”字,表明该种属性已经上升为本质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当中,中国特色表示个性,包括中国国情、中国经验、中国文化,社会主义则表示共性。基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表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关键词]  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历史;现代化
 
    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放在一起,总起来都是讲“中国特色”。报告提出这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许多学者反映,关心或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一听“中国特色”就糊涂,根本就弄不明白“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外国人糊涂,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就明白呢?事实上,自从“中国特色”这个词语出现以来,对概念本身,一直没有专门的研究。笔者也只是抛砖引玉,一定不能搞清楚多少,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共同的不断的学习和研究、思考和体验。
    一、做人做事与治党治国的共同道理
    (一)个性即人格
    在校园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一幕,男生拉住女生的手,甚至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不停地追问:你要离开我!为什么……女生可能是心软了,也可能是受不了无止尽的骚扰,于是冷冷地说:你没有个性!
做人和搞对象一样,必须有个性。走向社会,作为男生,就要像个男人,不能满足于婆婆妈妈,奶声奶气。开着宝马在校园里面横冲直撞,一旦撞了人,大吼一声“我爸是李刚!”不要以为这就是个性。女生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假如到了毕业的那一天,到了招聘现场,向“考官”做自我介绍,开口就说:我很乖,在家是“乖乖”,在学校是“乖乖”。相反应该说明特别的我,例如善于发明创新,或者善于组织协调,或者善于运筹谋划。
    做事也是这样。这里讲的做事不是指平常事,而是指建立和发展一项事业,例如个人创业,或者经营企业。以企业为例,怎么才能顺利发展呢?这方面的道理在社会上已经流传很久,很成熟。就是这样一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特,就是讲个性。近年来曾经风靡全球的经营之神乔布斯,他的成功之道就在于“颠覆”一些常识,追求卓越,不同凡响。早年颠覆了计算机的定义:为从大型科研机构的基础设施,变为个人的工具,即PC机。所谓PC,即Personal Computer. 近年的成功也是种种颠覆,有人概括为“乔布斯的四个颠覆”(Jobs repudiated four pillars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wisdom.),包括振兴美国电子产品、产品直销、软硬件集成和领导消费者(It's not the consumer's job to know what they want)。[1]
    时代不断地进步,对相同的意思会有新的概括。我们现在仍然讲企业的特色,但是更多地是讲“核心竞争力”。例如苹果手机,假如价值三百多美元,主要由中国人制造,但是凭什么美国人分配300多美元产值,韩国人和日本人分配30到40多美元,而我们只分配几美元?固然有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但是主要问题不是分配不公,而是我们没有掌握核心竞争力。如果我们掌握了核心竞争力,我们立即会认为这是合理的。
    自从资本主义进入所谓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来,仍然有数量众多的新兴企业从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成为资本主义新的象征,例如沃尔玛、微软。他们是凭什么发展起来呢?就是凭借核心竞争力,例如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命令用图形代替语句),沃尔玛的仓储式超市。事实上,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国际市场发展迅猛,除了劳动力优势外,越来越依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隔行如隔山,隔行不隔理。对于党和国家来说,道理是相同的,必须做一个特别的我。列宁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建立了适应俄国国情的,适合残酷斗争和秘密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一个不同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政党;选择了不同于西欧“世界革命”的“一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走上成功?也是因为毛泽东有特立独行的品格,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邓小平之所以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自己直接把话给说破了,他说: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个性方面,在特立独行方面,街上招摇过市的那些“新青年”、“新人类”、“超人”,比起那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是“菜鸟”。这就引起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人固然要有个性,但是个性不是最终的价值,存在一个更高的东西,才是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和社会的发展。人,不论是个人、集体,还是社会,它自身的发展才是价值,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架子。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做人做事,以及治党治国。
    (二)可以另类,但是不能不是人类
    凡事都有度。在做人方面,我们固然欣赏那些嬉皮士,但是必须反思个性和另类的度。一个人,在有个性的同时,不能没有人性;在另类的同时,不能不是人类。个性但没有人性,另类但不是人类,这样的人太多了,例如吸毒、淫乱、找死、“玩得就是心跳”。在做事方面,另类的企业也太多了,例如过去的“三鹿”,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不胜枚举。
    在政党和国家方面,另类的故事更多更精彩。利比亚的卡扎菲,喜欢单色调的穿着。如果穿个红袍子,必穿红裤子,戴个红帽子,提个红包包。当然如果穿绿色衣服,帽子很难搭配,卡扎菲虽然喜欢绿色,恐怕不喜欢绿色的帽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卡扎菲到北京访问,在钓鱼台国宾馆不住房间,非要住从利比亚空运过来的帐篷,再配上一堆女性警卫。福利国家号称是“四个免费”,诸如免费医疗、教育、生育、丧葬。卡扎菲说,我们要搞五个免费,加上免费旅游,我们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福利国家。这些做法好不好,我们不予评价,应该都属于个性,不至于另类。但是搞家族政治,恐怕已经出离个性,上升为另类。
    可见做人做事,治党治国,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既要有个性,但是不能另类得不是人类。用非常平淡的话去说,就是要把个性和共性综合起来。当然,个性和共性的比例如何处理呢?恐怕就不是理论问题了,而是经验问题,即需要在经验中不断地摸索。二者的关系没有一个形而下的界限,也没有一个形而上的比例,即固定的比例,而是动态的平衡。而且总的来说,不论是个性还是共性,都不是终极价值,只有人本身和社会本身才是终极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只要能够在总体上提高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比例的任何调整都是合理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妥善处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中国特色”四个字,就是讲它的个性;“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是讲它的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个性和共性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
    二、党的历史就是从没有个性到个性丰富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产儿,当然是其老生子。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或中国人的人格不断完善的历史。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停留在“华夷之辨”,自认为天朝帝国。这一心态充分体现在乾隆皇帝处理马戛尔尼事件的方式。其傲慢无礼,愚昧无知,完全种下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恶果。当然这是从内因上讲,从根源上讲;从外因和直接原因看,则另当别论。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中国人的人格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另类”。
    在近现代史的开端,中国人是“夜郎自大”,在鸦片战争中吃尽了苦头,终于有中国人开始觉醒,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曲高和寡,中国人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出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彻底被打醒了,于是开启了洋务运动。但是感觉已经醒来,思想还未反思,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这次学习很不彻底。这一方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打得粉碎,中国人开始失魂落魄,被迫向日本明治维新学习,发动戊戌变法,可惜失败了。紧接着在辛丑条约之后,慈禧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实行“慈禧新政”。但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孙中山不给清王朝喘息的机会,不断起义,直至辛亥革命颠覆清王朝。辛亥革命也没有给中国带来成功,带来的是军阀混战。从意识的结构看,辛亥革命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例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就完全不恰当,因为满洲人早已不是异族。同时同盟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会党”的混合体。其实,我们没有权力评价其是非,只有历史才有资格评价。因为真正的理性不是人之思想中的理性,诸如思想和体系,逻辑和方法,而是实践和历史本身就是理性。由于不断的失败,中国人从另类(不是人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没有个性。正如胡适所说:我们百事不如人,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身体不如人。继续用成语来表述,中国人从夜郎自大走到了邯郸学步。
    中国共产党开头也是非常缺乏个性的。在建党之初,首先是学习欧洲共产主义的做法,搞工人运动。由于党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但是总体上是失败的,证据就是五卅运动,这一事件证明在旧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合法斗争的适用范围和成效非常有限。中国共产党开始向俄国学习,也就是后来毛泽东讲的“走俄国人的路”。[2]1471孙中山也明确转向“以俄为师”。[2]1514
    俄国革命的特点是暴力,我们和孙中山一起搞了黄埔军校,成绩当然非常巨大,培养了像林彪、徐向前等著名的将领。孙中山死后,和蒋介石一起搞了北伐,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基本统一了中国。但是这次革命仍然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仍然是没有个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我们单纯依靠工人阶级,而中国工人阶级有一个内在的缺陷,就是数量少。第二次失败,是因为我们主要依靠资产阶级,相当于“傍大款”。而资产阶级也有内在的缺陷,就是“品质不好”(革命性不彻底),结果被人家甩了。这两个阶级都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应该找到真正的中国的个性,这个个性就是农民。
    农民是很特殊的,陈胜说,“等死,死国可乎?”《西游记》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自古以来农民是有造反精神的。而且农民的力量巨大,李自成和洪秀全的革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是找到了中国的个性,中国共产党也就找到了自己个性。
    个性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呢?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很“奇怪”的,从革命的目标看,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基于个性,也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3]647个性的再一个体现是农民革命。[2]692当然,李自成和洪秀全的失败已经证明“正宗”的农民的素质是低下的,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农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样,这场革命的共性和个性就完备了。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来就是这样,即把中国特色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即把民族特性和世界精神相结合。但是六大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党丧失了独立自主,苏联经验被神圣化,毛泽东的正确做法被排斥,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根据地的全部丧失,红军的大部牺牲。实践证明,学习是必须的,但是只有学习,就是没有头脑,即没有个性的书呆子。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但是胜利以后,我们又回到老路,即个性和共性的分离,也就是建国以后长期的“左”的错误。首先是违背诺言,大幅缩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期,快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其次是在“大跃进”期间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就是“穷过渡”。这些错误在性质上固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又得承认,主观上是因为我们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包括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矛盾的论述。列宁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3]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4]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还有什么个性?
    除了缺乏个性,我们在对外关系上四面出击,把苏联叫做修正主义,把美国叫做帝国主义,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是希望。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的世界谁怕谁?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又成了完全的另类。没有个性,必然失败。过于另类,也要失败。这时候,我们奇妙地把二者混合在了一起。
    经过建国以后曲折的探索,在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反复比较下,我们党终于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它的实质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可见,革命和建设的大道理是一致的。就是一方面要学习,不能夜郎自大;另一方面要自信,不能邯郸学步。也就是把个性和共性综合起来。对这一原理,邓小平把它概括为非常精炼的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们很熟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讲共性;我国的具体实际,是讲个性;总起来,就是把个性和共性相结合。
    当然,现在的表述更加准确。在毛泽东和邓小平那里,马克思主义被称为“普遍真理”。现在我们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限于基本原理,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排除在指导思想之外,从而避免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显然是我们党多次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胡锦涛在纪念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显然是对历史的回应。这就基本上消除了压抑个性的危险,包括个人的和集体的个性、党和国家的个性。
    三、中国特色的字面含义
    邓小平的原话是“有中国特色”,现在用的是“中国特色”。这一变化是从党的十六大前夕开始。[5]二者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二者不但有区别,而且是本质区别。
例如在校园里面,我们找个女朋友,远看是满头青丝,近看有几根白发,显然是由于学习刻苦,我们为之感叹“一个有白头发的女生”。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痛哭流涕,绝望地说道“完了!我的女朋友,一个白毛女”。
    同理,看见黑马,如果身上有几根白毛,我们只能说“一匹有白毛的马”,而不能说“一匹白毛的马”。要不然,长着一根白毛,岂不就是白马王子的马?
    同理,奥巴马有点黑,只能说他是有黑人血统的总统,不能说他是黑人总统。不然,岂不是制造性别歧视——忽略他母亲的基因?他妈是白人,他爸是黑人;奥巴马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而是黑白之间,是灰色的人。奥巴马做了总统,说明美国是有黑人的国家,不能说美国是黑人的国家。同理,骆家辉做了大官,衣锦还乡,我们不能说美国是华人的国家,只能说“有华人的国家”。华人的国家是新加坡。
    从这些语言的用法里面,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加上“有”,意味着不论是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十,还是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九十,还是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叫做有。即不论是少数、极少数、多数、大多数,还是极大多数,都叫做有。可见,“有”,只是和无相对。即,“有”字有弱化语气的功能,它告诉你:有。但是不能确定有多少。或者说,有!只是定性,不是定量。
相反去掉“有”字之后,语气得到强化,意味着修饰语就是被修饰语的本质,或,限定词成了中心词的根据。词与物对应,事实也是这样。去掉“有”字之后,甚至改变了隶属关系。例如,“有我的城市”意味着我属于城市,“我的城市”意味着城市属于我。“有女生的学校”意味着女生隶属于学校,“女生的学校”恐怕就改变了隶属关系,是学校隶属于女生。这样的学校好像一个“女儿国”,大概就是过去曾经盛行的“女子学校”。
    概念的差异和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亦即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时候,让我们想一想,那时我们实际有多少特色呢?还不多,例如农村土地的双层经营体制,城市里面只是放开了个体工商户。对外开放方面,只是开放了窗口,即四个特区。在政治上,民主和法制才刚刚起步。这些特色当然是特色,但是和日后的特色相比,在数量上算不上什么特色?所以这时候的特色,只是新质的发生,量变的开端,只是新生事物。这种新质在事物的全部性质中,还居于底层。
    而十六大的时候,“有中国特色”在字面上变成“中国特色”的时候,我们的特色到底有多少呢?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作为体制已经被取消。在经济制度方面,也做了重大的改变,叫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和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从重点开放,到了全面开放,到了制度性开放,即在WTO的框架内的相互开放。在政治方面,我们也发生了巨变,法治国家的方略已经确立,人权得到宪法的确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成为三驾马车。这时候,特色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有多少的问题。显然,中国特色已经和社会主义不可分割了。
    而后来的发展,是特色的继续发展。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得到确立。在根本任务方面,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经济方面,社会保障成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在政治方面,网络民主蓬勃发展,直接民主获得了全新的形式,有力地抑制了街头民主的冲动。温家宝总理在每年“两会”期间与网民互动成了惯例,和网民“勾指相约”。在国家的结构方面,“一国两制”在港澳成功实施,在台湾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题,签订和平协议成了第一步的目标。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物的发展,也是概念和话语的发展,包括“中国特色这个概念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中,中国特色已经是百分之百,当然,社会主义也是百分之百,二者是相互渗透的。在中国,没有脱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
    (一)中国特色的含义
    首先,中国特色是和苏联模式的对比。苏联的做法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混合,深刻地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局限性。例如民主法治的缺失,对人性和人权的蔑视。诸如肃反、卡廷事件,严重伤害了人民的感情。缺乏改革精神,失败已是苏联不可逆转的归宿。还有,美苏冷战、中苏对抗,说明苏联把自己和人类文明简单地置于敌对的位置。总起来说,苏联模式既缺乏个性,又缺乏共性,是一种非常另类的做法。
    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逐步突破苏联模式。例如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在外交上则鲜明地主张“和平共处”。因此苏联最终解体,而我们屹立不倒,不是很应该的事情吗?改革开放初,中国特色主要是对比苏联的做法,例如实行家庭承包,开放个体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在政治上,则鲜明地提出民主和法制。到了十四大,我们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上,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影响就基本消除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设想和个别论断区别开来,也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马恩的设想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里提出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不见得完全正确,因此这些设想只是理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此讲特色,除了超越苏联模式,还必须坚决地“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5]538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6]企图保守马克思个别论断的做法是很愚蠢的。有的学界主张“回到马克思”,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它的合理含义仅仅是了解和尊重马克思的原意,绝不能解释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作为实践的依据。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谓老路,就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的老路。这样才是真正的“回到马克思”,即形神兼备地回到马克思。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例如马克思的革命目标是共产主义,而我们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1949年建国,并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的阶段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南方谈话关于市场和计划的论述耳目一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更是破天荒。
    第三,中国特色就是把中国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区别开来。现代化是人类的普遍诉求,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一直不可分割。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理想的都是现代化。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孙中山的理想凝结于“建国方略”,毛泽东追求的是“高峡出平湖”,邓小平追求的是“三步走”,最终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本身不是目的,现代化才是目的,当然人民又是现代化的目的。由于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是同义语,二者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会遭遇同样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的哲学原理或思想方法,对于现代化是完全适用的,这样就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第三层含义,即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现代化问题上,如果忘记中国特色,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突破苏联模式,突破本本主义,也就是借鉴日本、美国和台湾的现代化经验。但是,只要是照抄照搬,都要失败。日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沉睡”,美国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说明洋教条的实际价值。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治机器反应迟缓,证明“三权分立”对它自身的现实需要也不见得完全适应。由此,中国特色就出现了第三层含义,就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也要坚持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只讲个性,是另类,是怪物;只讲共性,是庸人,是废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
    以上讨论的是中国特色的含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中国特色,是讲社会主义的个性。但是,事物不能只有个性,还有共性,而社会主义就是共性,即中国特色的前提。只讲特色,或只讲社会主义,是同样的错误。完整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个性和共性相结合。特色再多,也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脱离现代化的共同本质和基本规律。说到底现代化就是普世价值,例如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公平正义。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世价值。实际上,普世价值不是指绝对正确的观念,而是指人们对理想的追求。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以普世价值的面目而出现。由于长期的教条主义,现在人们对普世价值的排斥情有可原。正确的做法是提出自己的普世价值,并且以辩证的态度对待它,即不断完善它。相反,迷信和排斥的态度都是不好的。
    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联系起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是个性,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共性。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中国国情、中国经验、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人类的普世价值相结合。社会主义要有个性,但是不能成为另类。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试想哪种社会制度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呢?不然,何以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资本主义有四次工业革命?美国有反垄断法、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和里根“革命”?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此外资本主义也不鼓励两极分化,否则,何以有德国的社会保险法案,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因此,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个性和共性的综合。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个性的与共性如何结合呢?是机械的结合吗?即各自占百分之五十吗?完全不是。结合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的检验,人民的需要。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中国特色代表实践,因为实践完全是个性的,是特色的体现。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就是理论,因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理想,其次是一种历史——思想史,即,不论是马克思的思想,还是列宁的实践,经过意识的加工和过滤,都已沉入书卷,主要以思想和理论的形态存在。同理,所谓现代化,不是思想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经验在思想中的再现。实践是第一性,意味着个性是目标。同时,个性之中蕴含着共性,理论不能把自己强加给实践,而应内涵于实践。理论又有自己充分的价值,它努力将整个世界和历史交给我们,帮助我们揭示个别事物当中的共性。没有理论,我们只能孤陋寡闻,闭门造车。
 
参考文献
    [1]G. Pascal Zachary. Steve Jobs in Four Easy Steps. [EB/OL] http://spectrum.ieee.org/computing/hardware/steve-jobs-in-four-easy-steps/?utm_source=techaler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100611, 06 October 2011.
    [2]毛泽东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39.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5.
    [5]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16.
    [6]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