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甲申三百年祭》之我见

作者:求是(求是内参)石寨生

 解密1411★
如何看待《甲申三百年祭》之我见
求是(求是内参)石寨生[1]
    拙文《甲申七十年有感》发表后,收到几位读者的赐教来函,已经一一敬复。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在此再发布拙见,欢迎读者指教。
    首先,上次拙文中引用民国时的民谣“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笔误作“遭遇”。发稿时匆匆,竟然没有发现,实在对不起读者,特此致歉!并向潘、杨二位兄台致谢。
    其二,笔者认为:《甲申三百年祭》第一属性是政论文,学术性只是其附加属性。后人不宜以其第二属性的不足,否定其历史作用。
    著文缘起:
    1943年初,由陶希圣捉刀,蒋介石署名。《中国之命运》一书问世,其中心思想就是宣扬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了宣扬这三个“一个”,该书开宗明义,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牵强附会的把明末历史出现过的反对宦官的“会社”组织,无限上纲为“党派”。出现了:“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300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这样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怪文字,几乎是影射共产党在帮助日本灭亡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指示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虚伪。1944年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委派乔冠华约请翦伯赞等人,到郭沫若的寓所,商量如何动员各党派,政界,学界,把纪念甲申明亡三百年的活动,演变成一次借用明朝腐败抨击国民党统治,“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的政治活动。原拟请被称为“南明史泰斗”的柳亚子当文字主将,但是柳以身体欠佳婉拒,于是郭沫若毅然挑起重担,可见作者郭沫若写作此文,其本意根本就不在于学术探讨。
    缘起过程:
    机缘凑巧,郭沫若“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在此基础上,又找到《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烈皇小识》、《甲申传信录》这几部在重庆仅能找到史籍。筛选史料、掂排轻重、反复思考,然后,奋笔疾书。到3月10日,从讨论到收集资料,再到书写。加起来不过40来天,大名鼎鼎的《甲申三百年祭》的修改稿,就送到中共重庆最高负责人董必武手中。可以说写这篇文章,只有这位既有极佳文字功底、又有极高历史造诣,还有诗人气质的郭沫若才能够在这么短时间、这么少参考资料、这么强的政治背景下完成大作。
    大作定性:
    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以政论文形式出现。
    首先从命名看:既然称之为:“甲申三百年祭”,那么作者的文体定义就是《祭文》。祭文相当多的时候都是作为政论文出现。中国五千年来,留下祭文成千上万,谁人把祭文当历史论文了?称其为“祭”,说明作者本身根本就没有想把它当做历史论文。
    从文体看,作者根本没有采用历史论文的体裁入手,全篇文章几乎都是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下笔。这说明在郭老心目中,这篇文章就是“借古贬今”,是政治斗争的武器,而不是学术界的探讨。
    从历史实践看:当年,没有任何一方(任何人)对该文从学术上探讨过,国共两党都把它当做政治斗争的武器。半个世纪后,后人硬要把它当做“史学论文”,纯粹从学术上去批评,本身就有点牵强。
    三、退一步讲,即使一定要把《甲申三百年祭》当做史学论文看。笔者一孔之见:作为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文章,瑕不掩瑜,《甲申三百年祭》仍不失为一篇较好的史学著作。
    史学界通常评判史学著作的主要标准大概是:
    1、主要历史事实陈述无误;
    2、重要历史事件脉络清晰;
    3、重要历史人物介绍和评价较准确、公允;
    纵观《甲申三百年祭》主要陈述三大事件及分析。即:
    明王朝的腐败及对其灭亡的陈述及分析;对崇祯本人的分析;
    大顺朝迅速取胜又迅速灭亡的过程(大顺军为什么在山海关战败)的陈述及分析;对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的分析及其历史教训。
    吴三桂降清过程的陈述及分析;对吴三桂本人的分析
    这三件大事主体无疑都是准确的。
    笔者年轻在部队服役时,曾经在山海关集训数月,,曾经多次听到当地老人十分详尽的叙述那场惨而不烈的战役。农村老人的陈述十分繁琐,列要点如下:
    (一)李闯(直到六十年代,当地百姓对李自成评价甚低,最好的称呼为李闯,更多的干脆称之“闯贼”)的阵,从西边的山边一直列到东边的海边;吴三桂(百姓中居然还有一些人称之为“平西王”!)的阵就只有关口一片,白盔白甲。李闯的人最少有人家的三、四倍,打了半天,就是打不败人家。
    (二)李闯的队伍没有办法打赢,阵后面的军车里面全是女人,军人身上个个带着金银财宝,哪有心打仗?仗打完了,本地老百姓埋死尸,不少人发了财。
    (三)李闯打败那叫天意!正打得难分难解时,从北边刮起一阵大风,飞沙走石,李闯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吴三桂的人朝两边一分,一大队辫子骑兵杀出了!李闯的人一边喊“辫子子兵来了!”一边掉头就跑。其实,根本不用辫子兵杀,李闯的人后头的踩前头的,也踩死一半。最惨的就是那些女人,大半让李闯和鞑子的马踩死了!
正是那些老百姓的叙述,让二十出头的我,开始怀疑历史课教过的:“农民起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结论。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很给李自成留面子的用“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三个“仓惶”,简略而准确的描述了这次太不体面的惨败。简则简,不失其准。
批评《甲》文最重要的理由只是:关于李岩的叙述。而最重要的证据,也只有一部县志,仅凭一二部地方志轻易推翻正史,也未必妥当。。退一步讲,即使李岩的史实全错了,他也只是二流人物,郭沫若重点写他,无非为了着重说明了李自成的骄傲、拒谏。即使历史上真的并无李岩其人。把有关李岩的全部文字删去,其文主体依然推不倒!(只是没有原文精彩了)。《甲申三百年祭》的主体,无论主体事件还是主体人物的描述和评价,依然是无误的,还是老话:瑕不掩瑜。这部作品,至今仍然对起到警示作用。
    四、不可对前人过于苛求。
    (一)在历史学术上,从来是“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随着考古和科学发展、索引的便利,今人想从引经据典上超过前人,应当是比较容易了。(当然还不是易如反掌。)以今天的条件苛求前人,未免不够公允。
    应当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显然是比较严谨的。虽然考据的确略显不足。但是,该文写作时间仅仅一个多月,当时大半河山沦陷,在重庆藏书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郭沫若在该文中引用了:《明史》的<流贼传>、<马世奇传>、<李自成传>、<刘理顺传>等文;《明季北略》的<备陈大饥疏>、<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李岩归自成>、<李岩作劝赈歌>、<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吴三桂请兵始末>等章节;以及《明亡述略》、《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甲申传信录》等史籍的大量原文字。可以说他做到了在其历史条件下的最大努力。
    郭沫若总不能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函曰:“冈村宁次君,你国你军战败在即,为了给中国人民总结历史经验,本人需要到你非法占领区的图书馆搜集资料。请提供方便为盼”吧!?
    (二)某些文字的产出有其历史背景,后人可以、应该指出其谬误,却不宜对前人妄下结论性语言。
    批评《甲申三百年祭》最着力的姚雪垠先生,虽然说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客气话,实际上在《评(甲申三百年祭)》中却毫不含糊地做出:这本小册子是郭沫若匆忙写成的,“是在中国的特殊土壤中产生”,是“黯然无光的著作”、“反科学的历史著作”的结论性评论。于是引起不少人的反对。笔者记得:曾有人著文问姚雪垠:你批评郭沫若不尊重历史,你的大作《李自成》书中的李自成“老八队”,越写越像“老八路”,这尊重历史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十分犀利。当苛求别人者被别人苛求时,也同样无言以对。笔者觉得:其实,姚雪垠把“老八队”写成“老八路”,并非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对历史的无奈。在《李自成》问世的时代,姚雪垠不要说把“老八队”写的满身“匪气”,即使写得多少带一点“匪气”。一顶“污蔑农民起义军”的帽子就会临头而降!他敢吗?
    公正地说:郭沫若在史学研究上,成绩斐然,但却也有不足。例如:(如果笔者没有记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上,老先生大概就有过三次不同说法。但是,如果笔者就以此为据,对郭沫若妄下结论,那么,结果只能是“身与名俱灭,不废万古流”。
    正是“代代环境有不同,当代文章当代成;今人宽以待古人,后人宽以评今生。”


[1] 作者简介:江山笔名:石寨生 求是(求是内参)副总编,我国知名的党史、国学、旅游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