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背景下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来源研究

作者: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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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背景下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来源研究
作者:陈 伟[1]
(广东海洋大学经管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25)
    摘  要 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农业“走出去”除了会遭遇一般性政治风险外,还会面临更多新的政治风险。本文通过对大量资料深入分析后认为世界各国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东道国民族主义情绪、舆论媒体的歪曲报道、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与东道国利益集团的利益相冲突、收益分配方案模糊、资源环境问题、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既欢迎又担忧的矛盾心态、企业自身等九个方面是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来源的主要渠道;东道国某些实权人物、东道国政府及其他权力部门、东道国国内既得利益集团、东道国政党、行业协会、工会、舆论媒体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东道国普通民众等是产生政治风险的主体。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政府和企业层面分别提出了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以期达到既能深化和完善“走出去”战略理论,又能指导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管理实践的目的。
    关键词 “走出去”战略; 粮食安全;***农作物种植;政治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业“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手段和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但由于农业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他行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同时,作为后来者、发展中国家,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农业“走出去”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种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农业“走出去”除了会遭遇一般性政治风险外,还会面临更多新的政治风险。因此,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纷繁复杂,政治风险普遍存在的时代背景下探析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风险”这个概念在上世纪60 年代就已出现,它是国家风险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走出去”主体面临的众多风险中遭遇的可能性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综合现有文献[2]的观点来看,所谓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政治力量或政治事件等政治因素导致“走出去”主体预期利润或资产损失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形式有: 征收风险、转移和汇兑限制风险、政府违约风险、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风险、恐怖主义、战争和内乱风险。可见,政治风险区别于其他风险最核心要素是政治因素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走出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政治风险
    近年来,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农作物种植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大宗商品交易商、机构投资者,甚至个人都积极从事***农作物种植。如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投资世界各地农田就约20亿美元;美国著名的投资者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收购公开交易的农场;据韩国《朝鲜日报》2008年3月4日报道,“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左右”;2007-2009年上半年,韩国***实际投资的耕地数量已达90.6万公顷。根据农耕地监督组织“土地环境计划”(Land Matrix Project)的统计,在2000-2010年的10年里,世界各国大约有2亿300万公顷土地被外国人收购或长期租用;2011年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约有4500万公顷土地为外国持有。随着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农作物种植案例也逐渐增多,但与非农领域相比,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微乎其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各自当年总量中所占比重都很小,大约都在1%左右;据渣打银行估计,2006-2012年中国投资非洲共670亿美元,其中对农业投资仅35亿美元。并估测截至2012年中国在非洲租用约10万公顷土地,远低于印度和中东国家在非洲租用的农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美关系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估测,1960-2009年,中国已在40多个非洲国家援建142个农田和农业示范中心,但农业投资规模并不大,“截至2012年3月,似乎并无中资企业对非洲农业投资超过1万公顷的记录,超过5000公顷的也不多”。不过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包括农业对外投资在内的对外投资将会迅速增加。世界银行在2013年6月3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全球投资将由发展中国家主导,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投资国,而大部分投资仍来自中国;汇丰银行澳大利亚CEO托尼·克里普斯预计中国对澳农业投资将显著增加。到2025年,澳大利亚与食品相关的出口将增加45%,预计来自中国的投资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据邓宁(John. H. Dunning)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理论,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基础。[3]
    由于农业的重要地位和粮食的战略属性,各国投资***农业都会引起巨大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走出去”,特别是***农作物种植案例的增多,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农业的热议,一些政客和媒体将中国***农业投资个案无限放大并加以政治化。中国农业目前“走出去”的目标区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就是政治风险高发区,并且粮食问题历来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与政治相关程度极高,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农业“走出去”将面临日益复杂的政治风险。实际上任何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都或多或少地要面临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2008年,韩国大宇物流(Daewoo Logistics)曾试图租用马达加斯加120万公顷土地的消息在当地引发对“新殖民主义”的抗议,次年被马新总统取消。但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走出去”要承受更大、更多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咨询专家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 在2006年6月号美国《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由于同一些不稳定的国家进行交易,中国的全球投资策略正在付出代价。而且随着中国全球姿态的提高,代价也将提高”。
    二、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世界各国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
    由于农业的重要地位和粮食的战略属性,世界各国都极其重视本国的粮食安全,来自国外资本的任何农业投资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报告,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再增加23亿,届时粮食需增产70%才能满足人口成长的需要。如何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各国面临的一个紧迫议题。
    (二)东道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带来政治风险
    东道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担心外国资本影响本国粮食安全,如世界银行研究了14个国家的土地交易情况后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只有21%的转手土地确实展开了农耕计划;另一方面是由于少数人或集团以保护农业安全为借口,煽动民族情绪,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2012年下半年,澳大利亚媒体陆续报道了上海中福获得西澳大利亚州奥得河1.34万公顷土地开发权、中投公司有意收购塔斯马尼亚州VDL乳业牧场、宗庆后考察西澳大利亚奶牛场、山东如意集团收购澳最大棉花农场“库比”等多个农业投资项目。由于涉及粮食安全和就业,澳大利亚国内对于这些收购案产生了争议;2012年1月29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新西兰政府2012年1月27日批准向中国企业上海鹏欣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以1.64亿美元出售新西兰克拉法农场(Crafar Farms)下属的16个乳业农场。新西兰民族主义人士及部分农民认为外国公司参与的这次农场买卖将威胁到新西兰1/3的出口企业。新西兰当地一些评论说这些反对声音当中参杂着排外情绪,因为之前一些牧场被美国人和德国人收购时并没有引起同样的热议。
    (三)舆论媒体的歪曲报道
    作为后来者,中国***农业投资威胁到了已经营数百年之久的先行者(西方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先行者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威胁东道国粮食安全的国家。如受西方媒体煽动的影响,非洲内部出现了对中国资本投资农业的指责,甚至出现了把造成 2011 年 7 月“非洲之角”大饥荒的责任也归咎于中国的声音。然而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中国对非农业投资所取得的成效给予积极评价。坦桑尼亚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部长伯纳德•门贝2013年3月22日指出“中国没有逼迫我们,所有合作都是我们自愿的选择”;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2013年4月11日表示中非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务实合作;2013年4月29日,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其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并无跨国或跨地区数据表明当地环境破坏、违反劳工标准与中国贷款或投资有必然联系。
    (四)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
    由于东道国国内政府换届、政党交替或种族冲突等导致农业投资活动外部环境出现较大变化,从而使得企业在经营和发展前景上出现不确定性。如政府换届后,新政府与原有政府可能在执政理念和政治倾向上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已有的投资政策可能会改变,特别是那些未形成法律文件的投资合作将面临更大的政策变动风险。
    (五)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既欢迎又担忧的矛盾心态
    许多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充满非常复杂的感情,在欢迎中国投资发展其国内农业的同时,也夹杂着不安、担心。每年出口价值约300亿澳元食品的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增加粮食产量,从未来世界粮食需求增长中获利,但澳大利亚部分人或团体对中国农业投资又抱有不安的心态。如《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2012年5月31日报道称,澳大利亚正在寻求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开发其北部广阔的农业用地,又如据环球网报道,西澳乳业目前陷入困境,其最大的奶企已经破产,希望中国企业到西澳来投资以重拯其乳业。但是一些政客如自由党参议员赫弗南、绿党参议员米尔恩等对澳中合作表示不满。澳国家党参议员乔伊斯也说,澳大利亚人很担忧外国股东购买农田,应谨慎对待该方案。法新社5月31日对此评论称,澳大利亚农村的保守派政客已警告不要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宝贵的农业用地。而澳大利亚联邦贸易部长克雷格•埃莫森(Craig Emerson)2012年6月在为《澳洲人报》撰写的文章中指出在225年的外国购买和转售澳大利亚农田的历史过程中,外国人不仅没有夺走澳大利亚一平方米的土地,反而帮助澳大利亚创造了繁荣;俄罗斯一方面认为没有外国投资和外国劳动力的注入仅凭自己目前的实力还无法真正实现远东地区的发展和振兴,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投资和劳动力进入远东地区怀有深深的隐忧。
    (六)与东道国利益集团的利益相冲突
    浙江民企商人傅建中斥巨资收购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处林场——木兴公司,经过3年多的开发,当木兴公司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的时候,因被俄罗斯利益集团看中,2007年突然被俄罗斯政府以公司涉嫌非法砍伐木材为由进行了查封,并强行拍卖了公司的所有资产,森林经营权被提前收回。2.5亿元的投资,价值上百亿的资产,短短数月间被席卷一空。2008年,俄方裁决木兴公司破产,事件一直拖延至今悬而未决。
    (七)收益分配方案模糊
    ***农业投资不仅是个别主体的经济行为,还对两国政府以及所开垦耕地周边的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反过来,企业在当地的经营行为也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可以说***农业投资的过程就是在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影响的复杂环境里寻求利益均衡,实现所有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投资主体和东道政府在租种和购买土地交易中,可能会忽视当地居民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问题,收益未能惠及全民,从而使部分相关群体心生不满;在粮食收获后,当产地需要增加粮食供给而外商生产的粮食却用于出口时,投资者与当地相关群体的利益冲突将变得很尖锐,如沙特将粮食全部运回母国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抗议。
    (八)资源环境问题
    农业是一个极度依赖自然环境的产业。农业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会带来水资源利用量的上升,导致水资源供应紧张。根据统计,要栽种甘蔗生产一公升的乙醇,需要1.5平方公尺的土地和18.4公升的水;由于土地更多地集中在外商手中,可能导致投资者砍伐森林等行为。斯德哥尔摩国际水资源研究所的耶约斯克格指出,富有国家通过土地收购及栽种计划,获得了粮食和生物燃料,却导致落后国家水资源不足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年3月12日发布的第四期《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也指出,在西非国家栽种农作物生产生物燃料所面对的问题相当严峻;国际环保组织和法国农学家马塞尔·马佐耶也都认为南美洲大豆种植的增加促使了土地利用者进入林区开垦,造成了森林的破坏。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分散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大洋洲和俄罗斯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但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环境保护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引发***投资者和当地居民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并可能迫使东道国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措施。
    (九)企业自身的原因
    除了外部环境等客观原因之外,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也可能来自于投资者自身,主要表现在:企业治理方式面临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的挑战;企业的经营层对国外的法制环境、经营环境不熟悉;自身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国际化人才短缺等方面。
    三、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产生的主体
    (一)东道国某些实权人物
    一些政治风险的产生与某些实权人物的态度有极大的关联。如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推动下,津巴布韦近年来加速推动外资“本土化”进程,在津巴布韦的外资企业被要求将51%股权转让给本土企业,以实现本土资源惠及本土人民的目标;南非农业部长乔马特·彼得森2012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接受访问时说,新成立的国家南苏丹有40%的农耕地卖了给外国人。“他们运来自己的劳工、设备、土壤和种子,他们只是使用那个国家的土地,……。他们没有给当地人留下什么,或者说,他们只留下贫瘠的土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访问非洲时在赞比亚警告说“新殖民主义”正在威胁非洲,等等。这些知名人士的态度及言论使农业“走出去”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
    (二)东道国政府及其他权力部门
    东道国政府及其他权力部门是东道国政策制定或实施的主体,而这些权力部门往往是某些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美国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等8个州禁止外资购买和拥有农业土地。美国密苏里州长杰伊·尼克松2013年7月3日就以议案中加入允许外国人购买密苏里农田条款没有经过公开聆讯为由否决了州议会第9号和第342号议案。这也成为当时双汇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交易中的障碍之一,因为史密斯菲尔德拥有部分密苏里农田。
    (三)东道国国内既得利益集团
    东道国国内一些企业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落败后,转而寻求政治势力的庇护。如在新西兰政府2012年批准向中国企业上海鹏欣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以1.64亿美元出售新西兰克拉法农场(Crafar Farms)下属的16个乳业农场的案例中,虽然新西兰土地信息部部长威廉森表示中国企业的竞标符合新西兰***投资办公室制定的所有标准,新西兰政府总理约翰•基也说中北部岛上的牧场破产后一直在寻找买主,新西兰卖给外国投资者的农场不到1%,其中购买者大部分来自欧洲或美国,不会对国内企业产生不良影响,但在竞标收购中失利的新西兰本地企业和反对党以新西兰乳品产业可能被中国控制为由,反对这项收购案,并敦促法院对政府的决定进行审理。
    (四)东道国政党、行业协会、工会、舆论媒体及一些非政府组织
    这些组织,往往出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原因,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排挤外资企业,并向本国政府施压,东道国政府往往迫于压力修改外资政策,进而使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加拿大哈珀政府与中国在2012年9月初签署了《外国投资保护及贸易促进协议》后,加拿大新民主党、自由党、绿党却在当地时间10月30日要求对这份投资协定重新进行更全面地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加拿大媒体《渥太华公民报》、《环球邮报》、《蒙特利尔公报》、《多伦多星报》、《省报》、《金融邮报》等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正如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评论当前德国人对中国投资的看法时所说的一样:经济界对中国投资态度积极,媒体则在德国民众中制造恐慌。美国人、日本人或者韩国人来德国并购企业,没有人站出来说什么,如果是中国人来投资,却总成为头条新闻。
    (五)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
    诸如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由于往往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它们的观点往往能指导、限制东道国政府政策的制定,甚至能左右事态发展的进程。2011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建议各国应对农田出售规模设限,以调控占用农田这一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之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土地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Voluntary Guidelines on the Responsible Governance of Tenure of Land)已赢得各国政府、农民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共识;2011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曾敦促就农田投资设立自愿法规,并揭露出某些已经签署的农田投资协议存在的诸多问题。该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土地收购往往牺牲了当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六)东道国普通民众
    企业在***农业投资过程中,也应照顾到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东道国普通民众的利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民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否则会招致民众的反对和抗议,最终将导致***投资的失败。
    四、中国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
    1、提升国家形象,确定中国农业“走出去”的重点目标区域。英国广播公司(BBC)2013年5月22日公布了其委托西方民调机构和大学所作的一项各国国家形象的调查结果。在被访的25个国家中,12个国家对中国基本持正面看法,13个持负面看法。其中发达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较高,如法国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的国家,达68%,美国、德国、西班牙紧随其后。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巴基斯坦(81%),其次是尼日利亚(78%)、加纳(68%)和肯尼亚(58%)。“金砖国家”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较2012年上升,巴西比例最高,为54%,俄罗斯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为54%、负面为24%,印度分别为36%和27%;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7年调查显示,在非洲多个国家如肯尼亚、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马里和塞内加尔等,67%-9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人民网2013年7月19日引述《巴西利亚邮报》的报道认为多数拉美国家对中国持好感。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非洲地区国家)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较高,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目的地选择这些地区的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也会比较低,所以中国在打破西方媒体话语权,通过商贸关系、对外援助、培训项目、奖学金、媒体和孔子学院传递中国声音,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同时,确定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较高的国家(地区)为中国农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
    2、增强政府防范***政治风险的服务与监督功能。近年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初步建立起了“走出去”的政策促进体系、风险控制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如商务部2013年7月会同外交部等8个部门印发了《对外投资合作和对外贸易领域不良信用记录试行办法》,这对约束“走出去”的企业在东道国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后还应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①利用中国各种驻外机构密切观察重点国家(地区)的产业政策、外资政策,加强对重点目标区域的政治经济形势、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活动等信息的收集、评估和发布,并建立政治风险数据库。②在完善和强化农业“走出去”促进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应通过介绍东道国农业吸引外资的软环境,包括有利的和障碍性软环境最新变化及发展趋势,提示和预警投资风险以及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途径支持中国农业“走出去”。③取消和下放审批权须继续攻坚。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2013年5月在谈到“走出去”涉及的审批时说“如果是中央企业,至少需要盖50-70个章,如果是地方企业,则需要盖70-100个章”;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2013年4月6日也认为应该彻底废除政府对外投资的审批制度。作为对下放投资审批权限呼声的响应,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都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④建立农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国虽有多年农业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合作的历史,但发展至今,不但在投资规模上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而且未形成政治风险的防范体系,就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目前我国农业“走出去”更多地体现为企业的个体行为,缺乏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规划。
    3、加强中国农业“走出去”正面效应的宣传力度。①善于利用舆论媒体。舆论媒体是争取公众支持的重要途径,企业应善于利用当地的大众传媒,形成有利的舆论氛围,消除潜在的危机。如针对反对意见做出正面回答,并主动增加媒体曝光度。当前应该利用舆论媒体抵制“新殖民主义”的标签,防止“本土主义”带来的威胁。②发展公共外交化解东道国的猜忌与怀疑。举办由各种民间组织和国外社会名流参与的公开的系列讨论会;支持当地民间组织举行的各种友好行动。③团结国际友人,加大宣传国际名人的正面言论。国际知名人士对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积极评价,往往会起到中国自己宣传难以达到的效果。如以下几位名人的言论无疑会对中国农业“走出去”起到积极的效果:乌干达总理阿马马·姆巴巴齐(Amama Mbabazi)在2013年7月的乌干达经贸合作推介会上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非洲的指责提出了批评,并表示非洲国家欢迎中国来进行投资开发;悉尼大学国际法专家本·索尔教授2013年6月发表文章表示许多西方国家在非洲投资时,并不尊重国际劳工准则,中国正通过援助非洲,做积极互利之事;据《澳洲华尔街》2012年9月15日的报道,商界精英斯托克(Kerry Stokes)和帕克(Jame Packer)认为澳大利亚经常发出攻击性的言论,处处表现出对中国投资恐惧万分的心理。
    4、积极改革和完善对外援助体制。①改变目前由商务部牵头的援外管理体制。中国目前由商务部牵头的援外管理体制很容易让国际社会误判以为中国对外援助隐含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可能成为西方国家歪曲中国对外援助的借口。对外援助其本质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外交利益,外交部更能迅速而有效地把握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实现中国的外交利益,所以应实行由外交部牵头的援外管理体制,这也符合许多援外大国(如美国、法国、日本等)的做法。②加强民间对外援助力度。在发展对外关系中引入民间力量有助于与东道国民众直接接触,包括非政府组织、反对派和媒体等,能让基层民众了解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让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援助有利于中国的援助直接让民众受益。政府也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把官方的援助直接送达受援者,帮助东道国消除贫困。
    (二)企业层面
    1、积极开展目的地的调研工作。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深入了解目标区域有关投资环境、市场结构、贸易法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情况。澳大利亚拉特巴大学一项研究表明,一些在澳投资的中国企业因缺乏对投资环境的调研导致其在澳发展“不可持续”;研究员迈克•张(Mike Zhang)和澳中商业理事会的巴里•怀特(Barry White)都认为在澳投资的企业对投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依然陌生,很多企业并不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知识,大量投资项目遭延误与成本超支。另外,还可以参考一些专业队伍或机构对各国或地区政治风险的评估,以便做到心中有数,适时地给予风险预警。目前全球有许多顶尖的评级机构,国外的有如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s)、政治风险服务集团 (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PRS)、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标准普尔信用评级集团(Standard and Poor/ s Rating Group)等,国内的有如商务部的国别障碍报告系统、投资促进局的《国别投资指南》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国别风险报告》等。《欧洲货币》杂志每年都要公布国别政治风险排序。中国农业在“走出去”时可跟踪分析从各种不同渠道获得的材料,找到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变化情况并预测其政治风险等级。
    2、增强社会责任感,改善企业形象。“走出去”的企业应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履行社会责任,使周边的居民受益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赢得当地民众的理解支持。如参与当地相关行业协会,同政府官员、当地企业、媒体、会计师行、律师业、学校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成为当地社区的一员。良好的企业形象可通过像捐助慈善事业,建立奖学金,训练和雇用残疾人员,主动承担一些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而该国又无法完成的项目等,并进行积极宣传。
    3、提高企业政治风险的管控能力。①实行风险分散策略。包括融资渠道多元化、投资多元化和对政治风险投保。②实施本地化战略。政治风险产生的背后往往牵扯着利益因素。如果***投资企业能加强与东道国各界利益上的融合,那么产生矛盾和风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③运用东道国国内法律或国际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当企业遭受东道国不公正待遇时,可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目前国际社会在建立防范及处置***投资政治风险的国际法制成果主要有三个: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根据WTO 协定建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ICSID 机制与WTO 机制为防范***投资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保障,MIGA 机制则提供了经济保障。
 
 


[1]作者:陈 伟 广东海洋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农业企业***市场进入模式研究——基于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12YJA790011)、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国际金融危机下广东农业企业***市场进入模式研究”(2012WYXM_0034)、广东海洋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识别、测度及管理控制”(E12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3]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宁(John. H. Dunning)提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关系的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把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处于空白状态;第二阶段人均GNP处于400-1500美元之间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刚刚起步处于较低水平;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第四阶段人均GNP超过5000美元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