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诸葛亮历史学说的含义★解密1814★

作者:廖伦焰

    2005年,我把对诸葛亮颠覆性的历史评价,发表在网上与网友进行了较长时间讨论后,2006年将讨论情况编辑成书出版。同年,《绵阳晚报》记者徐玉林同志对我做了采访。《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将采访的主要观点于2006年12月做了文摘。标题是《诸葛亮:破坏国家统一的罪魁?》,内容是这样的:
    “公元207年,曹操讨乌桓取得胜利,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后,国家面临着统一的大好形势。诸葛亮这个时候在‘隆中’提出‘三分天下’的策略,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进程。而分裂使得战争更加频繁,人民继续生灵涂炭。东汉末年,全国人口5600万,三国结束时只剩下767万。诸葛亮之所以变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形象,追根溯源在于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上文中,“国家面临着统一的大好形势”这个表述,是我评价“隆中对”提出时间不当,否定“隆中对”,重新评价诸葛亮一生历史功过的灵魂。有的评家把我评价诸葛亮历史作用的这个核心观点,称为“即统学说”。现在,我就把这个前人从所未有的“即统学说”所包含的含义,以及诸葛亮历史形象嬗变的原因,进一步地予以阐述。
    一.三种统一方案中尽快实现统一的方案是唯一正确的方案
    公元207年,国家如何走向统一,结束自189年董卓扰乱以来大规模的内战方案有三个。一个是南方江东孙权集团的统一方案(江东在秦汉以后,本意是指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三国时称孙吴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东)。这个方案是公元200年鲁肃向孙权提出来的,内容是:立足江东,相机行事,利用北方还在战乱的机会,向西发展,先消灭荆州(湖北湖南)江夏郡(湖北省新洲县,基地在湖北省武汉市金口镇)的黄祖,进攻长江中游的荆州牧刘表,一直将势力发展到长江上游的益州(四川重庆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后称帝,再与北方的军事集团争夺天下,这个方案历史上称为《榻上策》,非常有名(因孙权把自己的座榻与鲁肃的座榻合并在一起,与鲁肃边秘密地谈话边饮酒而得名)。第二个方案是诸葛亮于207年在襄阳隆中(湖北省襄樊市西十公里)向刘备提出来的。内容是先夺取荆州(湖北湖南),再夺取益州(四川重庆及云南贵州一部分),和睦好西边的少数民族、安抚好南边的少数民族,联合好孙权的力量,处理好内部事务,待到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分两路出兵攻占北方。这个统一方案是个残缺的统一方案,对于如何夺取孙权集团占领的扬州(安徽淮河及江苏长江以南和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及交州(广东广西)没有涉及。如果历史果真按这个方案顺利发展,待到刘备集团消灭了北方军事集团后,与江东孙权集团之间就会面临争夺天下的战争。但有的史学家习惯上还是把《隆中对》这个方案概括为“先三分后一统”,或“先三分后北伐”,承认它是一个有着“统一”志向的方案。第三个方案是立即实现全国统一,立即结束全国内战的方案。汉朝时全国分为十三个州,九个州地理范围主要在北方,四个州(扬州、荆州、益州、交州)地理范围主要在南方。在距今1700多年前的汉朝末年,长江南北的生产力水平差别是很大的,甚至淮河南北的生产力水平差别都是很大的。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和先进的文化,是逐步向南边辐射的。汉朝时代,国家的南北方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当时的北方,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重心,南方则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和文化发展都需要依靠北方的带动,所以,那时的争夺天下,争夺政权,主要也就是争夺北方,所谓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就是这个意思。南方经济、文化的大发展,逐步跟上并超过北方,是唐以后的事。190年汉天下内战爆发以后,曹操经过17年与北方群雄的战争,于206年基本上统一了国家北方。207年北讨乌桓(河北省北部)取得胜利后,解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南下的威胁。这个时候,开始以绝对优势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人才实力,积极地准备消灭南方荆州(湖北湖南)刘表和江东孙权两个敌对势力。这样一来,207年国家就出现了三个统一方案。在这三个统一方案中,北方的统一方案,能够尽快实现国家统一,结束战争,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案。孙权集团的统一方案,200年提出时是不能否定的。因为200年时,北方尚未统一,虽然曹操在这一年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但北方,基本上还是以黄河为界,在其南、北仍然存在曹、袁两大军事集团,只是黄河以北的军事集团明显地弱了。黄河以北的袁氏军事集团存在于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青州(山东省北部)、幽州(河北省北部)、并州(山西省中部),北方能不能尽快统一,还不能预料,这个时间,孙权集团提出自己的统一主张,在时间概念上没有错。但到了207年,统一形势已经明朗了,孙权集团的范围经过几年努力,也没有向西取得进展,基本上和刘表集团处于战争的僵持状态,这时再坚持鲁肃200年的主张走下去,就有问题了。孙权集团当时仅占据扬州的主要地区,还在为与刘表争夺荆州的江夏郡(湖北省武汉市金口镇)进行激烈的战争,要消灭荆州(湖北湖南)牧刘表,一直把势力向西发展到益州(四川重庆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消灭掉益州牧刘璋(“牧”是一个州最高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呼),即使能够做到,战争也还会旷日持久数年。刘备集团当时还寄于刘表篱下,仅有几千人马,在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为刘表镇守北大门,要实现消灭荆州牧刘表,再消灭益州牧刘璋,战争也会旷日持久数年,所以,孙刘两家的统一方案,在当时都无疑是错误的方案。抛开成王败寇的陈腐观点,按照《隆中对》的方案发展下去,假设诸葛亮活上一百岁,280年统一全国的不是受魏禅而来的西晋朝廷,而是诸葛亮(诸葛亮出生于181年,280年他该一百岁了),这种统一较之于207年以后不久的统一,也是落后的,对诸葛亮其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是应当重新做历史评价的。再有,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要想与北方决一雌雄,在战略计划上都是要夺取荆州(湖北湖南),两个集团之间也面临着争夺荆州的严重矛盾。只有曹操尽快实现国家统一,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方孙权和二刘(刘备、刘表集团)之间内战的问题。这是在207年国家统一的大好形势经过多年内战出现后,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不合时宜的第一个理由,或者说是“即统学说”所包含的第一层含义。
    二、北方政权是战争废墟中建立起的进步政权
    曹操,出生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公元190年天下大乱,内战爆发以后,开始了与天下群雄争夺北方天下,重新安定北方天下的战争。讨伐过董卓,击败过黄巾军,在201年前与袁术、陶谦、吕布、张绣、袁绍、刘备集团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204年、205年、206年,消灭了袁尚、袁谭、袁熙、高干四个在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青州(山东省北部)、幽州(河北省北部)、并州(山西省中部)的军事集团,国家北方于206年,经过17年内战后,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曹操在公元207年前的国家统一战争中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196年,把汉天子刘协从董卓余部残忍的控制中解救了出来。没有曹操,汉献帝可能很快就死在军阀手里了,要活到234年才寿终正寝,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曹操是汉献帝的生命在兵荒马乱的内战中得以保护和存活的屏障,也是汉朝的生命在四分五裂的局势下延续到220年、曹操生命终止之后的屏障。曹操对汉朝的忠,一些史家认为已经是过当的了;同年他推行屯田制,对于解决百姓的生计和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3年,下令各郡国恢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学校教育。204年,颁布了惩治豪强兼并土地的法令。205年,颁布了整顿社会风俗的法令。在此前,还颁布了百姓不得报私仇、禁止厚葬的法令。在曹操集团的努力下,国家北方开始从“江淮之间,人迹断绝,人与人之间互相啖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争废墟中,变成为了一个初步有序的北方。一个失去纲常,处于无序状态的北方社会,重新有了礼仪法律、行为规范、文明教化,人民勤劳耕作、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开始出现了。
    曹操在207年以后对历史的贡献非常丰富,文化上的、法制上的、发展生产方面的、重用人才方面的、安定边疆方面的贡献都很突出。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处理与汉室的关系上,他终生没有“还权”于汉献帝刘协(曹操的军队是自己兴义兵讨董卓建立起来的,不是朝廷分拨给他的,所以在还权上加引号),这是曹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功绩。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平定天下,就必须建立一支绝对忠于最高统帅的军队,才能做到无往不前、战无不胜。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必然地会因战争的特殊情况,形成一大批出生入死的、只以生命捍卫缔造这支部队的首脑、只服从缔造这支部队的首脑指挥的将帅。如一定要以封建道德苛刻的忠君标准去要求曹操,必须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汉献帝才为忠,那么,这支军队缺乏了缔造它的首脑强有力的控制,必然出现内变导致天下再次大乱。曹操在210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上,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曹操在临终前把军事和政治大权,交给有相当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的太子曹丕继承,(曹丕出生于中平四年,即187年)是对身后国家命运负责的重大举动,而曹丕在接过实权后,如不能尽快称帝,尽快统一人心,汉天下名义上属于汉天子刘协,实权却属于曹氏,名、实的冲突会给国家潜伏下重大的政治危机和严重的军事危机。他不具备其父那样深厚的政治基础,越迟称帝,国家越易出乱子。曹丕的代汉而立,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是曹丕这个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称帝举动,不仅在封建历史评价上殃及了自己,被史书写成为一个十分恶劣的小丑,也殃及了曹操这位伟大的、终生致力于民族安居乐业,为国家统一事业九死一生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这位一生勤俭,史上罕有帝王相媲美的大英雄,这是曹操在一些史书上被厚诬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反动的血统论,最早就是为了迎合封建正统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曹操没有“篡位”,他的儿子“篡了位”,当老子的也脱不了干系!一锅端的、株连式的“批判”,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某个朝代,不论统治得好与不好,都能够千万年延续不变的统治下去。这个思想,与儒家“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思想也是相悖的。曹丕建立的政权,仍然和其父掌握政权时期一样,是一个坚持以儒家思想治国,重视法治、文化、人才、生产的政权,曹丕本人同时还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文化大家。“三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是后世没有哪个帝王家族可以相比的。可以说,曹氏家族对汉末因战乱断裂了的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承接作用。新兴的曹魏在历史上,是远比蜀、吴两个军事化管制的“国家”,在政治和生产、文化、法治领域上进步的。226年曹丕去世后,其子曹叡继位,曹叡仍然是一位能干的军事家,有的史书上把他的军事指挥写得很无能,那是歪曲。曹叡在一边巩固北方统一成果,一边与蜀吴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战争的同时,在尊儒重教、发展生产、选拔人才、审理刑狱、赈灾救民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叡时代制定的法律《魏律》,直承以《九章律》为主体的汉律,较汉律在结构、内容与篇名等方面都有进步,并直接影响到了《晋律》的制订,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曹氏祖孙三代终生都坚持恢复汉朝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兴国的指导思想,汉朝的皇帝虽然易了姓,但汉朝延续而来的,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治国思想这个灵魂没有变。在当时仅有的各种治国学说中,儒家学说无疑是最先进的治国学说。曹叡的文学成就虽远不及“三曹”,但在三国的帝王中,也是蜀、吴两国的皇帝不可同日而语的。新兴的魏国在历史上不仅远比蜀吴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要好,也比汉末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好得多。北方政权不是邪恶,而是进步的政治力量。诸葛亮207年《隆中对》中所提到的讨伐北方,北方政权也是不应当被讨伐的。曹操不是董卓,不是秦二世,也不是“曹贼”,而是国家北方和百姓的安全所系。这是207年国家面临统一大好形势下,《隆中对》不当提出所包含的第二个理由,或者说“即统学说”包含的第二层含义。
    三.统一的动机不一定都是好的
    诸葛亮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些史家正统的历史观看来,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让刘备当了皇帝,续了汉室的正统,并辅佐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君”是诸葛亮存在的核心价值,忠君的价值在历史上远远高于了诸葛亮智慧的价值和其它价值。刘备是不是代表着汉室正统,史学界历来有争议,普遍的认为不是,就算是,由此而产生的《隆中对》及其“先三分后北伐”的实践,也是否定的。在封建社会,忠君应不应当提倡?答案是肯定的,当君主利益和国家、人民利益趋向于一致时,忠君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应当提倡。封建社会的不少时间,历史情况都是这样的,即君主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是比较吻合的。只要君主还能通过他的政治系统控制好国家大政,并希望国富民安,哪怕他是一个昏君,只要还有这么一点希望,忠君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历史上不少冒死的谏臣,就是忠君的例子。但当君主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彻底地走向了反面,即维护君主的利益,就必然严重地损害人民、国家利益的时候,这时候的忠君就走向了国家需要设置君主意义的对立面,这时候不强调人民和国家利益,一味盲目地忠君,就是反动的、阻碍历史进步的,诸葛亮的忠君就恰恰处于这个时候。汉天下因自身的腐朽、没落,是汉朝皇纲失常,184年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和189年董卓扰乱出现、190年天下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北方经过曹操17年的统一战争,一个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新政权已经出现,诸葛亮在国家面临全国性统一这个大好形势出现后,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去帮助刘备“匡扶汉室”,这样的忠君,恰好与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背道而驰,按《隆中对》“先三分再北伐”的方案去“匡扶汉室”,这种忠君的代价,是要把全体人民都重新拉回到长年累月的战争中去,实际上就是让历史倒退。如前面所述,即使“匡扶汉室”成功,这种忠君也是需要否定的。
    诸葛亮“匡扶汉室”的动机,不只有忠君的一个因素,还有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另一个因素。荆州牧刘表与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是“连襟”。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蔡瑁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刘表因与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是好友的原因,对少年时期即避难到荆州的诸葛亮及其兄弟还有再生之恩。诸葛亮要刘备夺取荆州,要和刘备一起拿自己岳父黄承彦这一大家族开刀,于封建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评价,是不孝、不义。刘备一个“三顾”,就使得一介布衣的诸葛亮、一个战争以外的局外人,在国家面临统一大好形势的时候,加入到战争行列中来,并对自己的亲人和恩人下毒手,这种“大义灭亲”的、违背人常的反目,当然不仅是为了刘备,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出将入相的政治追求。一个人凭借自己卓著的才能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从古至今的道德标准,都是不能建立在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灾难的基础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使追求成功了,也要受到历史的否定。汉朝社会已是一个儒学盛行的社会,诸葛亮的作为,与儒家“仁爱”及“民贵君轻”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汉末的战争是统治阶级内部军事集团的战争,与历史上自下而上的,为了追求社会公正、减轻剥削的以弱搏强的人民革命战争有本质区别,也与在民族危亡时,在国家和民族困难重重的时候,还要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有本质区别。统一的动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不讲时间、空间、大局,不都是好的。在统一大好形势经过多年内战十分难得出现的时候,诸葛亮要先通过战争把这种统一的成果破坏掉,再通过战争实现自己亲手的统一,这个理想无疑是要受到历史否定的。一定要分清是非地看待207年诸葛亮《隆中对》中先“三分后一统”的统一主张,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倒退性。这是207年国家面临统一大好形势下,《隆中对》不当提出的第三个理由,或者说是“即统学说”包含的第三层含义。
    四.诸葛亮历史形象的嬗变
    正是由于在汉末国家经过多年内战,统一的大好形势已经出现,这个时候诸葛亮提出了“先三分后一统”的“隆中对”,并亲身实践至了234年生命结束,所以,隆中对以后“兵连祸结,遂为战国”的三国历史,诸葛亮是负有重要责任的。208年赤壁之战曹操兵败后,天下向着三分发展,经过十几年战争,公元222年,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孙吴改正朔为标志,正式形成。这以前,220年,北方曹丕称了帝。221年,益州刘备称了帝。三国鼎峙形成后,三国之间几乎年年都有战争。在经历了上百次战争以后,263年,魏灭蜀。280年,西晋灭吴,分裂和长达90年的三国战争局面结束。东汉末年,全国人口5600万,三国结束时,下降到了760万。西晋短期统一后,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东晋南北朝形势的出现,都与这一时期长年累月的战争,使得汉民族人口锐减有关联。589年,隋重新统一中原。
    诸葛亮从政的一生,大致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7年至221年。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战争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刘备夺取益州和巩固益州政权的战争,给益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时,益州人口下降到了90万人。第二个阶段是222年至234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多次北伐,蜀汉人民因此而承受了严重的经济负担,也有不少人因战争而命丧黄泉。
    蜀汉在263年灭亡的时候,人口94万。42年间,人口基本上是零增长。这一数据表明,继诸葛亮之后,长年累月的战争对蜀汉生产力发展继续造成了灾难性危害。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后朝是必然要为前朝修史的。陈寿为三国这段历史修史,史书中必须贯彻的第一个政治观,当然是魏为正统,蜀吴为僭越,原因是西晋受魏禅而来。魏不是正统,西晋朝廷就不是正统。但既然魏是正统,西晋朝廷却为什么取它而代之呢?这个问题在当时非常敏感,关乎到政局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所以,在三国的修史中,还必须要贯彻另一个暗线的政治观,就是魏当禅位给晋。怎样才能在史书中贯彻这个政治观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史籍上提高蜀、吴的地位来贬损魏。曹魏如果受不到贬损,西晋就没有取代它的理由。在这一明一暗两个政治观的左右下,诸葛亮成了三国史中,代表蜀攻击曹魏政权最重磅的炸弹。他这个蜀汉的开国丞相,反魏的思想和行为都十分突出,能力也十分强,可以把曹魏政权在史籍中打得遍体鳞伤,能最好地说明曹魏的恶。利用诸葛亮贬魏以说明魏当禅晋,最早的思想根源要追溯到西晋265年建立不久,《三国志》编修之前,西晋皇帝司马炎让西晋朝臣子,时任“著作郎”一职的陈寿,编辑保留诸葛亮对魏“诽谤”言论不加删除和避讳的《诸葛亮文集》。司马炎的旨意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西晋皇帝对历史的宏大和通达,其实是要利用诸葛亮的亡魂为本朝受魏禅的合法性服务。《三国志.诸葛亮传》上,保留有陈寿奉旨编辑《诸葛亮文集》告成后,274年给晋武帝司马炎的上言,上言对诸葛亮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诸葛亮的历史形象,在那时基本上就在晋武帝司马炎的主持下定性了。在《三国志.蜀书》中,诸葛亮这个魏晋朝共同的敌人,这个被魏、晋共同认定的僭越的丞相,被陈寿编修得流光溢彩并得到西晋朝廷的认可,那是有重要的政治原因的。诸葛亮的形象如果有害于当朝的政治,它在司马炎手里是活不了的。诸葛亮历史形象的嬗变,始于西晋,第一个把他灵魂塑起来的人,是他身后政治上的敌人------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陈寿只是那个时代,脱离不了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一支聪慧的、灵透的、能干的笔罢了!但我们对陈寿其人,是怀着崇敬心情的,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时代的历史。这是诸葛亮的历史形象,在历史上向着正面方向发展的第一波推力。
    时代进入东晋,少数民族把西晋政权赶到了江南,关于魏和蜀谁是正统的问题出现了争论。正统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有地缘正统论和血缘正统论两论。所谓地缘正统论,就是说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那里有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哪个政权占据了北方,哪个政权就是正统政权。所谓血缘正统论,是以血缘关系来确定政权的正统地位。东晋史学家习凿齿为了给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争正统,认为三国中,处于南方的蜀,按血缘正统论定位,应是正统政权。处于南方的蜀是正统政权这个正统论一旦成立,处于南方的东晋朝是正统政权就有了先例可循,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正统政权了。当然,这个理论是有很多连习氏自身也无法解释的漏洞的,但是却很能迎合偏安江东的东晋政权政治上的需要。习氏的正统论在当时影响很大,诸葛亮及蜀汉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东晋时期得到了第二波有力的、向着正面方向发展的推力。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指责曹操“观沉溺而不振,视颠覆而不持。乖殉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有无君之迹”一句,把诸葛亮的反操、蜀的反魏间接的合法化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得到了第三波有力的,向着正面方向发展的推力,也为唐代关于三国人物的文人创作,在大的方面定了调子。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仍然坚持魏为正统,但魏这个正统,毕竟“篡”了汉,还是需要有力的鞭挞,所以,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保留魏的正统地位时,还使用一切所能使用的手段,对魏的历史进行歪曲。魏的形象,曹操的形象下降,蜀的形象、诸葛亮的形象自然相对上升,这是蜀和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向着正面方向发展的第四波推力。给魏的历史地位和曹操的历史形象带来灭顶之灾,让蜀的形象和诸葛亮的形象进入一个全民神化的时代,是从南宋开始的。南宋政权和西晋政权,都是被少数民族赶到了江南的汉族政权。南宋大史学家朱熹出于习凿齿同样的考虑,在修《通鉴纲目》时,把蜀定位成为了正统,魏定位成为了僭越。这样的定位,在当时是“主义”之所在,“主义”的力量在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当然大于其它任何意识形态之力量。至此,蜀和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在向着正面方向的发展上完全定型。蜀在历史上如不能取得正统地位,诸葛亮忠君的价值,就随时都存疑问。正是在南宋以后关于三国的正统史观重新形成的影响下,元末民初产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今天我们读的《三国演义》最早版本),把诸葛亮的形象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神话,今天人们头脑中的诸葛亮形象和中华民族所谓的“三国文化”,主要是源于那个时间以来的。曹操的形象在历史上则一跌再跌,特别是在清代,跌倒了万丈深渊。其实,封建社会对人物的历史评价,一般来说还是公正的。二十四史得到人们的认可,也还在于它对人物的历史评价比较科学,对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总体上遵循了其人对历史的贡献怎么样,与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以历史人物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贡献进行评价大体一致。诸葛亮和曹操历史评价的颠倒,那确实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变化太复杂了,以及各个朝代都必须拿历史服务于政治需要这个原因。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例。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诸葛亮的历史形象在三国以后的历史上,也不完全是都被统治阶级的力量推着向前走的,也有统治阶级凭借政权力量,用正统论否定诸葛亮的。北魏崔浩辅佐拓跋氏统一中原以后,就坚持自己为正统,把历史上的蜀定位为僭越,把诸葛亮比着汉初割据一方的赵佗大加鞭挞。今天,我们也还有人用这个正统论否定诸葛亮,认为曹操代表的是中央,只有他才有资格实现统一,其它的人都没有资格实现统一。一切的反曹势力,都是以下犯上,都是分裂国家的罪人,都要承担由此造成的分裂和内战的责任,诸葛亮也不例外,所以,《隆中对》是错误的。这样的看待历史问题,明显是不科学的,与我创立的“即统学说”,认识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
    对诸葛亮重新进行历史评价的新学说,创立还不久,质疑会很不少,我希望能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探讨,使这项研究,更加进步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光明网:诸葛亮:破坏国家统一的罪魁?
    http://www.gmw.cn/content/2006-12/22/content_520209.htm
 
    作者简介:廖伦焰,出生于1963年,作家、诗人、三国史学家。201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理论评论部副主任,201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极点》、《性罪》及《龙康中短篇小说集》、《龙康诗集》、《廖氏诸葛亮评传》等作品。2010年撰写了大量史学文章证明河南安阳发现的曹操陵是伪,是当年上书监察部,要求取消河南省文物局对曹操陵认定的学者之一。